本專號主要是從歷史和政治文化兩方面，重新審視馬來亞（包括新加坡）和印尼之間的紐帶關係。從歷史進程中挖掘其中的連結和斷裂，探索仍影響著當代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方向，包括族群性、民族主義、國家主義、以及馬印對抗的歷史影響等。尤其是在一九五○、六○年代冷戰脈絡底下，馬來亞、新加坡和印尼三地的反殖反帝與爭取獨立進程中，可以窺視在不同歷史條件以及政治構想競爭底下，群島之間繪製出各不同的國家疆界想像。「疆界」不僅是空間概念，也含有地理政治的邊界義涵；邊界的劃分界定了自身在馬來群島以及世界的位置，而在實際操作中的包含（include）與排斥（exclude）原則，將決定誰是「我群」（self）誰是「異己」（other），進而追尋鞏固我群疆土與凝聚力的內外因素。

※馬來性與群島疆界空間※

馬來群島之間疆界的想像，往往經由文化、身分、宗教或語言的認同，建構起具有統合性質的想像共同體。其中「馬來性」（Malayness）可以作為群島之間相互認知的軌跡之一。印尼社會運動家希爾瑪．法里德（Hilmar Farid）叩問了幾個重要的問題：（一）為什麼「馬來性」不被看待為建構印尼民族國家的政治工程；（二）擁有眾多馬來人人口的印尼，為何沒有太強的「馬來性」覺醒意識；（三）在印尼，「馬來人」（Malay）的定義究竟是什麼？而「在印尼的馬來人」是種怎樣的說法等。關於群島間馬來人的差異，似乎可劃分出「在馬來半島的馬來人」和「在群島的馬來人」兩大區塊，如何辨別二者之間的共同與差異，則須進一步檢視「馬來人」身分建構的基礎，以及試圖統合馬來人為共同體，其背後的原則與思想，這一切都離不開疆界空間的思考。

汶萊達魯薩蘭大學學者隆美爾．邱拉明（Rommel A. Curaming）著重於菲律賓的馬來性問題，提出菲律賓馬來人身分不獲承認的難題。他以菲律賓的馬來人被排除在馬來人群體的例子，說明「群島馬來人」身分的判準，在於是否具備「穆斯林」身分，由此追問伊斯蘭宗教在馬來人身分建構的重要性。伊斯蘭和馬來人，在歷史構成中被綑綁在一起，他認為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詮釋方法，尋找一種替代性的歷史想像，以了解群島之間馬來性的競爭論述，以及「成為馬來人」（being Malay）的思想，如何轉化菲律賓人的身分內涵與認同。他同時以擁有「菲律賓馬來英雄」稱譽的革命思想家扶西．黎剎（Jose Rizal，1861-1896）的「夢想」為例，說明扶西．黎剎如何推展出更廣闊的世界主義理念，把馬來人與馬來世界的構想，延伸至人文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疆界空間。

相較於扶西．黎剎夢想的「世界主義的馬來世界」，菲律賓大學學者拉蒙．吉列爾莫（Ramon Guillermo）的文章則討論了印尼革命思想家陳馬六甲（Tan Melaka, 1897-1949）「人文花園」（Garden of Humanity）的夢想。有趣的是，扶西．黎剎和陳馬六甲兩種夢想投射出不同的世界視野，但同時關切如何在世界中找到菲律賓和印尼各自的位置。作為印尼共產民族主義思想家的陳馬六甲，把菲律賓的「國家英雄」與「革命之父」──扶西．黎剎和安德烈．滂尼發秀（Andres Bonifacio, 1863-1897）置於人文花園中被命名為「大印度尼西亞」（Greater Indonesia）山峰的頂點，彰顯其蘊含的特殊意義。陳馬六甲把扶西．黎剎和安德烈．滂尼發秀歸類為「純正的印度尼西亞人」，針對這點， 拉蒙．吉列爾莫分析說，這是因為陳馬六甲是以種族（race）為基礎，相信馬來亞、印尼和菲律賓是同屬一個國家（nation）。

※殖民治理與社會記憶※

無論是馬來性抑或馬來人身分的連結，除了通過種族、文化習俗或伊斯蘭宗教來打造共同身分認同以外，「記憶」（memory）也是疆界空間建構的重要元素。希爾瑪．法里德曾指說，在印尼群島中，以廖內省（Riau province）擁有最強烈的馬來人身分意識。這樣的意識醒覺，可以追溯至日本占領時期。這與日本殖民地政府企圖把蘇門答臘、新加坡和馬來半島整合為一個管理行政區，建立一個想像共同體以及馬來人身分緊密相關，造就了今日三地馬來人的共同歷史記憶。由此也可提供了解，為何印尼不同群島之間，對馬來人與馬來性問題的敏感度不一樣，對現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馬來人的情感聯繫也有多重差異。

這樣的想像共同體，背後蘊含的是殖民治理與社會記憶的問題。邁入一九六○年代以後，馬印關係具有較明顯的斷裂。「馬來西亞計畫」的提出，以及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爆發的問題，已然融入新馬印三地的當代大眾歷史記憶。在不少左翼分子眼中，馬來西亞計畫是「新殖民主義」工程，它也粉碎了印尼欲建構「大印度尼西亞」國家疆界的美好想像。印尼在1945年宣布獨立以後，印尼統治者不曾停止過擴張國家疆界的欲望，力圖把馬來亞納入在它的政治版圖與疆界空間。在計畫受挫後，印尼社會出現了「粉碎馬來西亞」（Ganyang Malaysia）的行動，並在民間迅速的傳播。印尼歷史紀錄與研究中心主任耶利．韋拉萬（Yerry Wirawan）挑選了幾幅刊登於1962年印尼左翼報紙《Bintang Timur》（馬來語，指東方之珠）的插圖，說明馬印關係的矛盾以及對殖民者的批判。尤其是插圖中馬來西亞首任首相東姑．阿都拉曼被拷問的醜化形象，以及象徵掠奪殖民者的凶猛老虎等，是最直接的視覺衝擊，也是最直接的批評控訴。

無論在建國前後，有關「國家」的論述都無法排除其建構與想像的成分。出生與成長於砂拉越，現執教於八打靈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吳益婷，勾勒出砂拉越在加入馬來西亞前的政治運動，在跨國和在地因素二者之間，如何發展出以兩種族群性為基礎的政治運動。她以二戰後砂拉越的思想鬥爭為線索，分別從以馬來人為主的反讓渡運動，以及以華人為主的共產運動，重新審視砂拉越的族群性與民族主義，揭示不同族群的砂拉越人對現代與進歩的國家想像。

本專號的五篇文章，可看作為《人間思想》2015年夏季號「重返馬來亞」專號的延續，同時也是2016年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在印尼日惹舉辦「馬來亞與印尼：政治與歷史思想的連結與斷裂」會議的部分成果。以印尼作為主要的參照系，冀能打開馬來亞和馬來群島兩個疆界空間的對話，挖掘出更多相互關聯的問題意識。與此同時，藉由來自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汶萊和菲律賓學者的討論觀點，舖展出馬來群島思想的多元脈絡，以及它遺留下來的思想遺產與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