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理群：告别的时刻到了 @ 魯迅：亞洲思想資源

» 魯迅：亞洲思想資源 2014-12-25 钱理群：告别的时刻到了

钱理群先生笔耕33年，写作了一千三四百万字。三联书店将陆续出版“钱理群作品精编”系列11册，已刊四种包括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论》、《世纪心路——现代作家篇》、《精神梦乡——北大与学者篇》。12月12日下午，许多著名学者来到三联韬奋图书馆，就钱先生的研究、写作和社会实践展开了讨论。会议临近尾声，钱理群先生做总结发言，他说，“应该告别了”，他要去过“半隐居的生活”。

今天是2014年12月12日，我想起了2002年6月27日，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课的情景。上完课以后北大的网上立刻传出了600来个帖子，中心意思是钱老师“一路走好”。

我最认同的是其中的一个帖子，它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，愿意听的人也听了，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，也该退休了。今天的会使我想起了这段话，就是我该写的写了，愿意看的看了，不愿意看的他也不看了，应该告别了——具体来说，是告别学术界，而不是告别学术。

实际上最近这两年，我是有计划、有目的、有步骤地准备收手。我今年做了几件事情，出了几本书，都是收手之作。

一本是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。家族背景对我非常重要，我的精英意识可能跟家族有关系，如果我不到贵州去，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平民意识。

第二本书是《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》。这是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告别之作，我特地把这本书送给了将近100个第一线的中学语文老师，在给每个人的书里都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这是我最后的服务。”在我可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以后，我把最后的祝福送给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的老师们。

还有我跟青年的关系——实际上我也准备和青年告别了。我写了两篇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文章，一篇是网上正在传的，我对韩国青年发表的一个演讲，介绍我所看到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新动向。在我看来一部分青年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，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，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成年人，包括我们知识界忽略的。还有一篇是《青年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》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未来的四五十年你们将遇到什么问题？我能想到的是三个：人和自然的关系，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反思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——但我只能提出问题，我无法解决。

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的青年了，对60后、70后我有点理解，80后多少有点理解，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，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。网络时代的青年的选择，无论你支持他、批评他、提醒他都是可笑的，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。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，我必须结束，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。最好是沉默地观察他们。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是编一套志愿者丛书，献给当下的青年，我跟青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。

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、思想界、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，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。

但是我仍然有事情要做，我并不悲观，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。我在这里也不妨宣布，我还要写八九本书，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，我原来计划是用四五年时间，八十岁以前写完。很多人劝我放慢一点速度吧，那么未来的十年，我把这几本书写完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。

我很清楚，我已经写的和还没写的书，在当下的中国不会有多少读者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未来写作。我要用我的写作告诉未来的读者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还有人有另外一种思考——我可能自作多情了——总而言之，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写作、为未来写作。

最近我在写一本自述，我要写一个《我的精神自传》的姐妹篇，做一个总结。在专业范围内我有六大研究——文学史研究、鲁迅研究、周作人研究、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、民间思想史研究、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研究。专业之外我有五个关系——我与北大、我与贵州、我与青年、我与中小学教育，我对时事政治的观察思考。

我把自己定义为“五四之子”。就我个人的性情、立场和追求来说，应该更倾向鲁迅，但我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接近周作人。鲁迅和毛泽东是我的两个精神导师。

我属于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。我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是有变化的，（可以说是）既坚持又质疑，但整体而言，我还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中，我的价值和我的局限就在这里。

我跟我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，我的知识结构和我的研究对象相差太远。不懂外文，古文学得不好，文字写得不漂亮。（对此）我的同代人在八九十年代不同程度地做了弥补，我因为当时已经是40多岁了，就采取了放弃的态度，现在看来我这个放弃有点过头了。我可以向大家坦率地说，我是不大读古文的，也不看任何外国语，外国理论也一看就头疼。

我对五四的理解、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理解，是从我的自我生命和历史经验出发的，而不是从知识资源出发的。（在研究和写作中）主体的投入是我的优势，也是我的问题。我号称鲁迅、周作人专家，事实上周氏兄弟的很多层面我进不去。知识结构不纯粹是知识问题，也有精神境界的问题。

另外，我其实有很大的野心，就是觉得真正的学者应该有理论创造。而我的理论能力显然不足，想要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，我力不从心。

实际上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，好像再跳一下就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但是跳不上去，这是非常痛苦的，而这个谁也怪不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，这是我的时代的限制，使得我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上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。

还有我的精神气质，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精深的学者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，我的思维非常活跃，有很强的想象力，有一种很强烈的创造欲望。因此做研究从好的方面来说是有开创性——我确实开拓了不少领域——但从另一个方面讲，我缺乏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耐心，来做更深的、更精的研究。我迫不及待地老想开拓一个新领域，开一个丢一个。我的学术可能比较大气，但是精细不足。而且，老是有一种想象，有一种大的东西在诱惑着我，我容易把问题简单化，忽略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
此外，我确实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，这可能是五四的影响，更是革命的影响。所以我身上有一股野气，可能我是最早对学院派的学术提出反省的人。80年代，我当时的目的就是进入学术体制，虽然有很强的社会关怀，但是我都压抑着自己，当学术界承认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学院体制对我的束缚。我的觉悟是1997年，写了一篇文章叫《我想骂人》，我受不了学院这一套东西，非常怕学院让我远离民众和现实。（后来）参与社会实践当然使我获得一种价值，但另一方面就使我陷入了时代的斗争的漩涡，而且至今没有平息。这样的选择，当然可能获得了一些价值，但另一方面可能对我的学术发展是有影响的。